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，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，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，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。徽商第一大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。“徽州聚族居，最重宗法。”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，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。明清时期，徽商在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武汉等许多城市，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——会馆。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，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。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、交流商业信息、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，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徽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“贾而好儒”，贾仕结合，官贾儒三位一体。我国封建社会后期，商界竞争日趋激烈，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、自然、社会诸因素，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，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。具备这两点者，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，由于徽商“贾而好儒”，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，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，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，注重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，善于运用高明的经营艺术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“士、农、学、商”，“商”居四民之末。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，贾仕结合，通过攀迎封建势力，以改善环境。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，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。有的以贾进仕，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“红顶商人”。徽商还充分利用乡里宗族的在仕之人，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，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，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。贾仕结合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，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；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，并可享受封建特权，利于垄断。

    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，但到明代后期，在两淮盐业中，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，而徽商却迅猛发展。原因何在？重要一条便是：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，而徽商却好儒学。据有关材料记载，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，叫俊秀子弟从贾，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，结果，从贾者无文化知识，商业经营大受影响，读书者才智平庸，难中科举。如此以来，怎能敌过贾儒结合、练达明敏的徽商。徽商“贾而好儒”的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，重视教育。“读书好，营商好，效好便好”、“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以及“三代不读书，不如一窝猪”。从这些对联民谚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。清康熙年间统计，徽州六县有社学462所。《休宁县志》载：“明代徽州56万人口，书院多达54所。”故徽州素有“茅屋书声朗”之称。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，大力捐资兴教，因此，徽州“人才郁起，为海内之望，郁郁乎盛矣！”

徽商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，靠的是人，是一种精神，有人以“徽骆驼”来比喻。它至少反映四个层面的内容。一、不甘穷苦，矢志千里，勇于开拓的精神。二、不怕挫折，执著追求，锐意进取的精神。三、不辞劳苦，克勤克俭，艰苦奋斗的精神。四、不作内耗，整体一致，团结协作的精神。

“花无百日红”，有些朋友会问到这么一个大的商帮是怎样衰落的？究其原因，主要在于：一、清代道光年间，革除淮盐积弊，实行票法，使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，徽州盐商首当其冲，损失惨重。二、清咸丰年间试行钞法的失败，给经营钱庄的徽商打击也是巨大的。后来清政府对典当商查禁重利，后又加增典税，实行“厘金”的政策对经营典当和长途贩运徽商冲击非同小可。三、鸦片战争以后，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以价廉质优倾销于我国各地，徽商经营的小手工业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。四、咸丰同治年间，徽州战乱，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攻防争夺，激战不断，残酷地烧、杀、掳、掠，尸横遍野，战火连绵10年之久，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，使得徽商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遭受严重的摧残。基于以上主要原因，徽商在清末民国初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   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，以及贾而好儒，崇文重教的特点，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。所以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，是徽州文化发展的“催化剂”。今天，时逢盛世，新徽商们正大力弘扬徽商精神，重振徽商雄风，以振兴黄山经济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徽州教育

   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，这与徽州文风昌盛、教育发达不无关系，有人认为徽州兴盛赖教育。正是由于徽州教育源远流长、读书风气浓郁、名人辈出，徽州自古享有“东南邹鲁”、“文献之邦”、“礼仪之乡”的美誉。

    从历史上看，唐宋是徽州教育兴起与发展时期，徽州府学始建于唐，所辖各县也在北宋和南宋先后建立了县学。南宋时徽州还出了大教育家朱熹，其教育思想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随着徽商的崛起，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极为兴盛，书院私塾遍布城乡。道光《休宁县志》记载：“自井邑田野，以至远山深谷，居民之处，莫不有学、有师、有史书之藏”。世人赞徽州是“人文辈出，鼎盛辐臻，理学经儒，在野不乏”。